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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学对中医影响深远

发布时间:2018-01-05 14:11 | 来源:网络

道学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大放异彩,对中医的影响也深刻而长远,其“气一元论”的思想与中医理论起源密不可分,也深刻影响着中医理论的方方面面,可以说,没有道学,就没有中医。但中医在发展过程中,却不仅仅只受道学的影响。儒学对中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。

春秋战国时期,儒学始萌,其与道学思想不同。现普遍认为,中国三大思想流派中,佛学讲究“出世”,儒学讲究“入世”,而道学偏于“顺势”。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动荡,思想文化约束较少,故各流派思想得到蓬勃发展,出现了“百家争鸣”的局面。儒学即在这个环境中发展起来,并逐步壮大。在此时期,政治混乱,民生维艰。普通民众无力改变时局,只能顺应天命,故道学思想占据主要地位;在统治阶层,由于要稳固政权,法家思想更受欢迎。而儒学,在此期间虽在文士阶层壮大,但并非主流,对中医的影响非常有限。从此时期最著名的中医著作《黄帝内经》来看,其思想与道学一脉相承,讲究顺应天命,精神内守,其所载之方药味一般较少,讲究效力专精,无甚儒学思想痕迹。

秦汉时期,儒学经历了从被统治阶级压制到被统治阶级推广的历程。其思想由政治力量推动,渗透到整个社会。本时期政治相对稳定,且国力强盛,儒学作为官方推广思想,得到了广泛传播,不仅在政治上有了影响,也开始对医学产生影响。儒学推崇“中庸”,在本时期的经典著作《伤寒杂病论》里,便带出了“中庸”思想的痕迹,其思想内核虽仍有道学特点,但已有儒学痕迹。在《伤寒杂病论》的方剂里,药味较《黄帝内经》明显较多,组方讲究搭配,多味药配合使用,以增强药性,减小毒性,用药不再独求力专效猛,而偏于搭配之后使药性相对温和。多味药搭配使用虽有经验积累的因素,但也是儒学“中庸”思想的一个端倪。“反佐”的药物搭配是“中庸”思想影响的一个闪光点,通过药物的互相牵制,达到一个方剂毒力相抵、药力仍存的效果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由于政治的动荡,道学又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,儒学缓慢平稳发展,汉时传入的佛教也在此时期逐渐壮大。本时期的医学著作较多,其思想特点仍受道学较多。

隋唐时期,国力强盛,思想流派绚烂,儒家重新走上主流道路,佛家开始盛行。此时期医学著作较多。伴随校注儒家经典著作的思潮,校注经典医书的行为也开始出现,并且开始了官修医书,如《新修本草》等。

宋元时期,是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。此时期儒学思想上流派纷呈,较为开放、活跃,创新之处较多。以新思想新知识注解经典成为一种风尚。受这一思潮影响,这一时期,医学上出现了大批注解经典的著作,如成无己《注解伤寒论》即为代表之作。伴随着新兴的“理学”逐渐成为儒学主要流派,其“格物致知”的思想深入人心。受理学思想影响,当时学术研究表现为研究细化,分类更多更细。受其思潮影响,医学也出现了分科研究。如钱乙的《小儿要证直诀》是儿科的代表著作。

明清时期,儒学占据绝对主流思想地位,但此时的儒学思想本身未产生重大发展,而是延续“理学”思想。此时学术研究分为两部分,一部分是综合性总结性著作,总结前人经验;另一部分仍是讲究深化、细化。本时期的医学著作也呈现出这个特点,大规模的医学总结性著作涌现,如《本草纲目》《本草纲目拾遗》等;细化的医学著作也开始涌现,如出身伤寒而又别于伤寒的温病辨证体系,以及滋阴派、火神派、补土派等学术流派。这一时期的儒学思想发展缓慢,裹足不前,甚至有倒退之趋势,其对中医的影响即表现为这一时期中医理论细化而创新较少。

清末民国时期,伴随着国门大开,政治极度混乱,儒家思想作为“落后”的象征被遗弃,这一时期的医家们也开始吸纳外来思想、文化、科技,儒学的影响虽然惯性存在,但也逐渐减小。甚至作为解释组方原则的“君臣佐使”亦遭受抨击。

儒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画卷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,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。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,中医的发展与儒学丝丝相关。儒学的思想、儒学的研究方法无一不影响着中医的发展。在新时期,中医应该结合新知识新思想,传承发扬创新,立足本来,面向未来。